众所皆知，蒋介石麾下有八位杰出将领，被誉为“八大金刚”，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以及陈继承。
这八位将领在黄埔系中位居要职，均为上将衔，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然而，他们之中鲜有能让蒋介石完全放心者。有的企图夺取权力，有的险些击落蒋介石的专机，还有的甚至流亡海外，从事教育工作却表现不佳，令人失望。
在提及的“八大核心成员”中，解放战争尘埃落定后，有七位决定前往台湾，仅余一位未同行……
【不省心的“八大金刚”】
尽管如此，无论多么坚固的关系，一旦面对权力的考验，都可能变得脆弱不堪。
未曾预料，仅仅时隔一月，蒋介石赴日一行后，便迅速与汪精卫、阎锡山达成了一致，随之恢复了其原有职位。
此事过后，何应钦收敛了数年时间，并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了备受谴责的《梅津-何协定》，无形中为蒋介石承担了不利责任。
时光流转，仅仅一年的时间，西安事变便突如其来。何应钦视此为契机，意图再次谋取权力，为此他拟定了两项计划：其一，由何应钦亲自担任总司令，率领部队征讨张学良和杨虎城，利用空军力量对西安实施猛烈轰炸，意图通过此举为委员长报仇雪恨，除去张、杨二人。
据悉，委员长目前仍健在？经历此次轰炸之后，他的生存状况堪忧。
另一种策略是对人事配置进行重新部署，任命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白崇禧则出任军政部门的首脑，而汪精卫则兼任国民党主席与行政院的首长……
原本众人皆有明确安排，不料蒋介石被张学良护送返回……
两次权力争夺导致蒋与何之间关系疏离，表面和睦实则心存芥蒂。1949年，何应钦曾有意向响应中共的劝说，计划于西南地区发动起义。然而，这一行动未能如愿实施，中途遭遇变故。为了展示自己的忠诚，何应钦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希望前往台湾。蒋介石同样担忧，若何应钦留在中国大陆，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因此接受了这一提议。
何应钦到达台湾后逐渐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但他心态豁达，能够坦然面对，最终享年高达97岁。
陈诚有“小领袖”的别称，他在言行举止上都倾向于效仿蒋介石，对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在日常报告中，每当提及“领袖”时，他都会立刻端正站立，而听众也会随之起立。因此，每当陈诚开始报告，现场总能听到一阵整齐的鞋跟碰击地面的声音。
另外，陈诚在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时，若见到蒋介石的画像，会给予正式的注视以示敬意。在接听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时，他会站立并保持恭敬的态度倾听。
陈诚因其顺从与才干，最终晋升为国民党内的重要二号人物。然而，在迁往台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曾表示有意让陈诚接任领导地位，但实际上却在背后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结果，陈诚先于蒋介石离世。
顾祝同具备出色的军队管理能力，能够妥善处理与不同部队的关系，无论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此外，他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不当行为，抗战时期利用贸易走私手段谋取私利，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他也是皖南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顾祝同不仅是蒋介石麾下的“八大干将”之一，也位列其“五虎将”之中。他在军事才能上表现平平，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忠诚。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支持宋美龄的立场，因此仕途顺畅，步步高升。抵达台湾后，他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1987年，顾祝同在台湾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刘峙曾被人称作“幸运之将”、“平凡指挥者”以及“行动迅速之将”。他通过何应钦的引荐，得以进入黄埔军校。在中山舰事件中，刘峙为蒋介石提供了显著的支持，这一举动使他赢得了深厚的信赖。
不过，1936年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在西安事变中，顾祝同选择支持宋美龄，因此得到了晋升。相反，刘峙站在了何应钦一边，甚至还想进攻西安，这一举动严重触怒了蒋介石。
然而他颇为擅长周旋，待蒋介石返归之际，刘峙特地前去迎接，并示意众人摇动小旗，高呼：“恭候校长凯旋！”“支持校长，反对杨虎城张学良！”
春季时分，蒋介石计划乘飞机前往开封参加会议。为了确保安全，刘峙决定采取预防措施，发布虚假空袭警报，指示民众前往防空洞避难。然而，在通知过程中，他疏忽了向防空部队传达这一信息。当白崇禧作为首批抵达者，其飞机即将降落时，意外地遭到了防空炮火的猛烈射击。
白崇禧误以为开封失守，随即指示飞机提升高度，采用加密方式与地面沟通。刘峙这时意识到出了问题，急忙命令防空部队中止炮火。然而，为时已晚，蒋介石的飞机已安全着陆。尽管如此，事情的原委总算是弄清楚了。
在国共内战时期，刘峙因在定陶战役的失利而被解除了军事职务。两年后，即1948年，蒋介石决定委任他为徐州地区反共行动的总指挥。面对这一任命，刘峙回应道：“若要我担任官职，实在难以从命；但若是需要我全力以赴，那我则责无旁贷。”
针对委员长的该项决议，徐州各级军官均表达了“全力支持”的态度：“即便不派遣猛将，也应安排一名守卫，而现在派来的却似平庸之辈。”
钱大钧身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历经东征、北伐及对红军的“清剿”行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策划了一次特殊行动，派遣两架飞机从汉口起飞前往日本。这些飞机在日本多个城市上空投下了总计20万份以日文撰写的反战传单。令人欣慰的是，执行任务的飞机与飞行员均安全返回。这次行动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然而，钱大钧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即他对金钱有着过分的追求，这导致他的下属给他起了个绰号——“敛财钧”。
对蒋介石来说，“贪婪”并非关键，核心在于“忠诚”。钱大钧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且颇具智谋，于1936年被委任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室主任及侍卫长。抵达台湾后，他在1950年代并未获得重要职位，转而全心投入体育事业，享年90岁。
蒋鼎文与蒋介石在北伐及东征战役中并肩作战，且因双方家乡相距不远，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成为结拜兄弟。
蒋鼎文品行欠佳，在抗日战争时期于西安行为不端，与胡宗南关系不和。他担任西北主政期间，更是利用国家危难之际谋取私利，被人称为“贪婪将军”。
1941年，中条山防线被突破后，蒋鼎文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冀察战区司令。赴任后，他与军统的特工人员之间产生了新的不和。
豫湘桂战役发生在三年后，此战中，蒋鼎文麾下的40万部队在短短30天内损失惨重，超过半数兵力不复存在，同时有38座城市落入日军之手。面对这一局势，蒋鼎文无奈提出辞呈，随后决定放弃仕途转而投身商界。1974年，他在台湾逝世，享年79岁。
陈继成是国民党的一位资深成员，曾涉足多项事务，然而尽管他经验丰富，但在事业上并未取得显著成就。1971年，他在台湾去世，享年78岁。
【“和平将军”张治中】
在“八大金刚”成员中，有七人前往了台湾，而唯一一位未选择此路的是张治中。
张治中早年在扬州的一个警察训练机构任职，他日常的一个特别习惯是从废弃物中寻找带有文字的纸张来阅读。阅读完毕后，他会将这些纸张丢入火中销毁。
1911年间，随着“复兴汉室”的情绪弥漫至上海，张治中毅然决定离开工作岗位，前往上海加入学生军行列，意外地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旅程。
从1924年起，张治中开始追随蒋介石，并逐渐赢得其信任，成为其得力助手。他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一职。
张治中秉持着“君主有忧臣分忧，君主受辱臣献身”的信念，在担任主任职务时，他全力以赴地为蒋介石解决各种难题，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戏称他为“厨房中的助手”。
然而，张治中并不总是遵从蒋介石的意愿。举例来说，蒋介石有个广为人知的习惯，那就是热衷于给自己委任各种官职，他不仅是全国军事院校的校长，还兼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以及行政院院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成立了一个交通运输管制局，当手下询问应由谁来担任局长时，蒋介石不假思索地亲自兼任了该职务。
张治中在看过相关提议后，当即表示不同意，指出最高统帅兼任此类职位并不合适。经过一番考量，蒋介石最终决定让步，由何应钦来担任这一职位。
一次外出途中，蒋介石目睹四人共乘一辆军用三轮车，其中一位未着军装。见状，他即刻下令处决此人。这时，张治中在相关批示上附加说明：“关于此人是否应判死刑，需转交军法执行总监部门，依据法律进行审问裁决。”
结果，那个人仅仅被拘留数日便被释放了。
张治中对蒋介石保持忠诚，但在国民党“八大金刚”中，他与中共的关系最为融洽。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便与周恩来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在长达十年的内战时期，张治中为了不与红军发生冲突，设法转至军校从事教育工作，因此成为了国民党军官中唯一一位未与共产党交战的特例。
蒋介石对自己这位得力部下的立场有着明确的认识。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在军队整编后应保留多少兵力的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治中针对某议题特意找蒋介石讨论，却不料交流过程中两人逐渐争执起来。这时，赫尔利推门而入，被这突如其来的争吵吓了一跳，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情绪激动的蒋介石回应说：“我正与中共代表进行协商。”
重庆协商结束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管及新疆省政府首脑。尽管新疆地处偏远，张治中对此安排却颇为满意，认为这样一来，即便内战爆发，他也能够置身事外，避免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前，张治中采取了行动，将被囚禁于新疆的一批被标签为“政治犯”的人员予以释放，并指派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转移至延安。这批人员中包含众多共产党干部，对我党而言，他们的获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49年，三大战役陆续告终，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成定局。鉴于这一形势，李宗仁作出了与我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同时，他指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北平，该代表团由张治中担任团长，目的是与中共的代表团进行协商，中共代表团则由周恩来领导。
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全面的共识。名义上退居幕后的蒋介石在审阅该共识后，显得极为愤怒，直接表示：“文白处理不当，导致权益受损，国家蒙羞。”
李宗仁原本计划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但在审阅协议内容后，认为这等同于全面投降，因此拒绝签署，导致该协议最终失效。
南京在4月23日获得解放之后，周恩来亲自探访了张治中的居所，力邀他及其代表团成员留在北平，共同参与和共产党的合作：“在西安事变时，我们对一位张姓朋友已有亏欠，今日绝不愿再对你有所辜负。”
经过一番劝导，张治中最终决定留下。不久后，他的家人也被安排到了北平团聚。
新中国建立之后，张治中被委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重任，并在此后逐步晋升。他曾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张治中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国家统一的事业，积极为台湾回归祖国贡献力量，并亲自给蒋介石致函表达意愿。
1950年期间，他亲自前往南海地区，意图秘密会面蒋经国，共同探讨国家统一的相关事宜。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出动了飞机进行突袭。幸运的是，由于我方情报人员迅速传递了情报，张治中得以安全脱险。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先生去世，终年八十岁。
